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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进化论

    一、不变的天道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将物质的运动划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以及社会运动五种形式。至今,人们已经掌握了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的很多规律,而对生物运动、社会运动的规律还处在迷雾当中。如果社会的运动也存在一定规律的话,那么这个规律是什么呢?

    八十年代,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一部著作《第三次浪潮》传入中国,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中引起了不小的影响。这部著作描绘了信息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提出了“个人电脑”、“SOHO”、“网络聊天”等概念,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而后将进入信息社会。托夫勒对于社会三阶段的划分,应该就属于社会运动的范畴。2016年,托夫勒逝世,但他所描述的情景却得以实现——我们看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从通讯工具延伸为商业和社会的基础设施,许多产业的产业格局因互联网而重塑,人们对于“产权”、“雇佣”等社会制度的理解因互联网而更新,托夫勒描绘的“信息社会”正在从设想走进现实。

    驱动社会运动的动力是什么呢?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有一条主线始终贯彻其中,那就是人类如何不断用新技术、新制度提升供给能力来满足自身不断提高的需求。

    就像马斯洛需求层级所描绘的一样,在人类社会集体的层面上,人类最初所要求的不过是吃饱、穿暖,安身立命;而接下来,则逐渐衍生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对独立个性的需求,进而对精神生活的要求等等。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人类需要不断提高社会的生产和供给能力,主要的两条途径就是采用新技术和新制度。

    所谓技术,也就是人类理解和利用自然界物质(相对于人本身)的能力。人要扩大生产,最本质的途径还是需要投入更多的自然资源,而技术的进步让更多的资源能够为人所用。比如,为人类带来第一次飞跃的是对火与石器的利用,而接下来则是对种子、土地、牲畜、铁器的利用,与之伴随的是对取火、农事、冶炼等宏观世界规律的理解。工业革命则开启了人们对于微观世界规律的理解之门,首先的蒸汽机、内燃机是基于人类对于分子层面规律的理解,而随后的信息技术、核技术则是人类对于原子层面规律的理解(当然,分子、原子的概念及尺度划分,也是时代认识水平的产物之一)。人类对这些自然规律的理解,让人类能够利用化学能、核能,能够加工和利用各种材料,带来了生产能力的大爆发。人类社会的下一次飞跃,也一定伴随着人类对于新尺度的自然规律的理解。

    所谓制度,是人类相互协调、共同合作的能力。一切制度都源于人性中最根本的两个动机:利己与利他,它衍生出了善与恶,平等与自由,集体与个体,公平与效率,道德与法律,市场与政府等等看似对立的社会学概念。制度的目标则是最大限度的调动人自利的因素,同时尽量达到利他的结果。人的体力、智力先天有差异,在保障自由、追求效率的社会制度下,身体的差异则会导致财富、社会地位的差异,这本来只是社会效率的体现。然而,人性中存在贪婪、嫉妒、懒惰等恶的一面,过度的差异则会引发社会的敌视与对抗。因此好的制度则需要权衡,既让人为了自我满足而努力劳动,同时避免由于社会贫富过度分化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从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封建自制,到19世纪以来不同社会制度的竞争,这些演化都是人类在不断认识和摸索好的制度。

    技术的进化是从宏观到微观,从表象到抽象,而制度的进化则是从小规模合作到大规模合作,从体力的合作到智力的合作。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技术、制度层出不穷,但是最终只有一部分能延续下来,其“选择”的标准则是哪一种技术与制度的组合拥有最小的成本、最大的效率。这就是浩浩汤汤的天道,人类社会终将沿着这条道路运行,民归之,犹如水之就下。

    二、多变的演化

    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演变过程中处处充满了混沌和变化。如果单纯的认为社会只会单纯向着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的方向直线发展,也是非常片面的。

    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人类社会不同的技术、制度组成了一个曲面,社会则在曲面上向着势能最小的点演化。然而这个曲面上存在许多局部最优解,社会一旦进入局部最优解的位置就不会轻易离开。比如,电子商务、在线支付在中国如火如荼,但在美国却没有如此大的影响。这就是因为美国围绕支票技术建立起来的支付体系和商品流通体系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效率,进入了局部最优解,要建立新的电子支付和电商体系短期内反而会增加成本。这也说明,社会一旦进入局部最优解,即便有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点,也必须借助一定的外力、超越一定的阈值才能重新调整进入。

    这种外力从哪里来呢?

    首先是突变。社会的运行本身就充满了随机振动,比如一项新发明,一个公司创始人的离世,或仅仅是一次产品发布会的失误等。如果原有局部最优解的势能不是足够小,很可能在某一次社会的随机振动中就突破了变迁的阈值,奔向另一个更优解。即使原有局部最优解的势能很低,在更加特殊的情况下,比如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战争等,也能给社会从新选择的机会。而经济周期(甚至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存在,也许就是社会长期处于局部最优解而引发的必然结果,它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从而为社会脱离局部最优解创造了机会。

    其次是人欲。如果一种新方案能降低足够多的成本、提高足够大的效率,即使改变现状要付出非常大的成本,最终商业上很有可能仍然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就可能有人大肆鼓吹、烧钱甚至采取各种伎俩,推动新方案的使用。当然,这里可能出现他人搭便车的情况,那么就需要对新方案授予足够的垄断权,或者干脆由政府来推动(因为政府本身就是垄断的)。

    这也回答了很多技术专家从事商业的典型困惑——我的方案这么好,为什么没人用?原有的方案已经进入局部最优解,如果希望社会采用新方案,要么等待社会出现足够大的震荡,要么就得亲自承担改变的成本(但是要先确保有垄断权)。

    三、演化的陷阱

    如果按照上述社会演化模型,社会不断从一个局部最优解,震荡突破进入下一个更优解,局部最优解的势能越来越低,脱离局部最优解所需要的能量则越来越大。这就意味着社会自身的震荡需要越来越剧烈,否则就有可能永远陷入一个局部解。

    社会自身的震荡必须更剧烈,可能意味着科技进步的幅度会更大,也可能意味我们遭受的危机更严重,或者二者是互相替代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取得更大的科技进步,我们就会遭遇更严重的危机。

    如果即便如此,我们的社会也仍然不能获得足够的能量脱离一个局部最优解,后果会如何呢?也许就会像中国古代一样进入王朝不断更替的循环,或者遭遇所谓的“大过滤器”。而突破“大过滤器”的唯一手段,就是让这个社会拥有足够的能量,这恰恰是技术进步的目标。